生活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出行用导航系统，起居用品由工厂自动化制造，每天出门前看一眼24小时天气预报，足不出户就能与远方的朋友聊天视频……在80年代，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中国的科技水平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，从世界末端走到了前端。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便利，其实都离不开一次“走后门”。

“863”科学家的勇敢与纠结

1980年代，世界局势风云变幻。美国总统里根突然发布“星球大战”计划，抗衡苏联日益强大的核武器技术。美国的新策略，是靠高新技术带动军备竞赛。这对冷战时期的各国来说，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这意味着，科技强国的时代来临了。

随后，苏联与东欧发布“科技进步综合纲领”、法国发布“尤里卡计划”、日本发布“振兴科技政策大纲”。这些动作，是对中国的一种无声催促。1986年年初，国家召开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研讨会，科学家王大珩参加完会议，回到家里，思绪繁杂。

王大珩是我国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参与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组织制造，在国防光学、空间科学技术等方面有重大贡献，被称为我国的“光学之父”。身为一个科学家，他比谁都清楚，科研在很大层面上，比的是速度。再不开始做点新东西，我们注定要被世界抛在身后。与如今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不同，“冷战”时期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是要挨欺负的。然而，国家目前依然没有大的动静，甚至还有人说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财力和精力发展科技，不如等美国研制出新成果，到时候我们经济储备也足了，重金把技术买下来，省时省力。

这种论调，简直荒谬至极。一个国家最尖端的科研成果，是用钱能买到的吗？换位思考一下，有哪个国家，能把关系到自身国力的技术卖掉？王大珩完全不赞同这样的观点，然而，科学家们的声音，在会议上并不如政治家洪亮。这僵化的局面，需要找个办法来打破。

正当他独自在家皱眉深思的时候，门被敲响了。来人是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科学家陈芳允。他和王大珩的看法一样，按捺不住焦急，大晚上跑过来找他商量。二人对坐长谈许久，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：只能寄希望于邓小平。只要他肯拍板发展科技，一切都好说。于是王大珩说：“我们干脆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！”

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深夜，王大珩在书桌前展开纸张，字字斟酌，写下了一封长信，即《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》。他在文中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焦急的心情——再不抓科技，国际地位堪忧！随后，王大珩和陈芳允一起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署名，耗时一个月，在1986年3月份完成了这份《建议》。捧着这封滚烫的信，王大珩一想到层层报告的繁琐流程，就开始焦虑。

时间就是金钱。在大局面前，王大珩生平头一次走了“后门”。他找到邓小平的女婿张宏，托他把《建议》直接交给邓小平同志。张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，很是理解王大珩的心情，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于是，信件直接被带到了邓小平的桌上。短短两天后，邓小平就回复了批示：这个建议十分重要，此事宜速决断，不可拖延。

1986年3月8日，国务院召开会议，商讨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相关事宜。3月到8月期间，100多名专家分成12个小组，仔细研究实施细节，终于通过了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》。这个计划在1986年3月被提出，因此被称为“863”计划。

在邓小平初次表态后，王大珩和陈芳允等科学家就开始忧心资金的事。科研是非常烧钱的，而八十年代毕竟是我国经济实力薄弱时期，老百姓都尚且扎紧裤腰带过日子，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科学技术，国家能投多少钱？几名科学家聚在一起时，王淦昌闷闷地说：“能省就省，我看一年能投两个亿就不错了。”大家都长叹了一口气。拿两个亿搞科研，只能搞得不上不下。在大家抱着“有总比没有好”的心态等消息时，谁都没想到，邓小平直接批下了100个亿！这大概也是国务院如此重视863计划的原因之一。

为了让资金能够运用得当，全国上下所有科学家，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。863计划在能源、材料、信息、自动化、航天、生物、激光这7个领域立项，全面提升了我国工业产能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方式。

扫厕所的科学家

王大珩与邓小平渊源已久。1964年，邓小平曾在王大珩的陪同下参观中科院长春光机所。王大珩是长春光机所的第一任所长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国的光学事业，在长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邓小平知道，国家的未来与科研事业息息相关，一直很支持王大珩等人的工作。然而不久之后，邓小平仕途波折，长春光机所也迎来了危机。1966年，动乱刚刚开始时，王大珩每天都会和聂荣臻将军的秘书通话，请求武装力量保护科研人员。聂荣臻同意了他的请求，派了一支军队入驻。因此，长春光机所在动乱时期也一直维持着工作状态，只是效率十分低迷。1967年底，国家进一步决定，对长春光机所进行军事管制。也就是说，人民解放军不仅要保护科研人员，还要进行管理。

当时派下来的人叫单奎章，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物。他的到来，起初为光机所带来了很好的转变——整理了派系争斗、恢复了科研工作，所里的氛围逐渐安定团结起来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单奎章的野心越来越明显。看着报纸上成天铺天盖地地报道“大事”，单奎章的心思活动了。他说，工业有个大庆，农业有个大寨，那科技上，怎么也该有个叫得响亮的地方。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，他决定把长春光机所打造成“典型”机构。

1968年，光机所的科研人员几乎每天都要被叫去隔离审查。这期间，长春光机所总共有166人被污蔑成了“特务”。一帮科研精英的前途，就这样成了单奎章往上爬的工具。王大珩对他的种种做法忍无可忍。作为光机所的元老，他在一次会议上愤然指责：“光机所的老家当，都快让你丢光了！”这完全不给人留面子的痛斥，让单奎章记恨在心。他心眼小，此后就开始处处针对王大珩，污蔑他上头有人、居心不良。

1974年，单奎章组织了一个“批判”大会，矛头直指王大珩。王大珩不是趋炎附势的人，再一次直接顶了回去：“单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适当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的，我不同意这么办！”很多人都看到，王大珩话音一落，单奎章的脸就变了。大会一结束，王大珩就被“发配”下去，进行劳动看管。

此后，堂堂的大科学家、光机所的所长王大珩，开始扫厕所。而善于钻营的单奎章，一路青云直上，成了吉林省科技局的局长。不过，如今看来，扫厕所对王大珩来说，也算是一个安全的选择。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王大珩坦言：“这也算是堵住他们的嘴”。

1977年，形势松开了口子。王大珩胸中闷着的那股气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8月，邓小平亲自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，得知王大珩居然在被“劳动看管”，他十分惊讶，没有顾及制度上的不妥，一定要让王大珩过来参会。

在会议上，邓小平点名让王大珩发言，王大珩便一举揭发了单奎章在长春光机所的丑恶行径，句句诚恳，词词沉重。邓小平很是痛心。立马让下属们关注长春光机所的问题：“先平反再说，个别有问题的另做处理。”

1978年，166位科研人员全得到平反，单奎章下马，得到严惩。王大珩恢复正常工作后，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视，代表中国成为了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。在863计划中，他和一众科学家完全对得起邓小平100个亿的信任，把科研与工业产业以极高的效率结合起来，实现了高度的转化。

求学不如求经验

科研能从实验室里迅速走出来，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，与王大珩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

王大珩从小就是个神童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天文气象学家，在课堂之外，他会给孩子灌输很多科学知识。王大珩5岁就上了小学二年级，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已经在父亲的帮助下，把高中数学课程学完了。1932年，王大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这里竞争激烈、制度严格，入学的28名同学中，只有12名熬过了第一个学期，随后的三年半，又有2名学生淘汰。1936年，只有10名物理学学子从清华毕业，其中就包括21岁的王大珩。1938年，王大珩考到了留英的名额，进入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。他的才能，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培养。

进入学校不久，他就发表了一篇惊艳学界的论文，内容新颖独到，至今依然被广泛引用。当时，王大珩的教授看完这篇论文，感叹道：“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有希望。”两年后，王大珩拿到了硕士文凭，进入了谢菲尔德大学，在著名光学教授特纳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。在他求学期间，一位曾经的同窗告诉王大珩，他自己所在的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正缺一名物理师，他们非常欢迎王大珩过来工作。一边是马上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，一边是大公司的工作机会。很多人都觉得，王大珩会陷入两难境地，但其实，他并没有犹豫多久。他曾作诗：“须当爱国者，志把中国兴”。

从小，父亲就给他灌输科技可以强国的道理，他也一直视中华崛起为己任。他知道祖国最稀缺的是实践性的人才。学术做得再好，不知道如何应用，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来说，有什么用呢？可能是出于天才的自信，文凭在王大珩眼里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于是，王大珩放弃了博士学位，开始了6年的实践之路。这6年的经验，在他回国之后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。

1942年，正是二战消耗设备的时候，望远镜、经纬仪等光学器材非常抢手。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是这块市场的大户。进入公司后，王大珩发现稀土光学玻璃是一块还没被开发的新领域，这种玻璃折射率高、色散低，能极大地改善仪器的成像质量。王大珩和同事一起着手研究，很快就将稀土光学玻璃应用到实际生产中，为昌斯大赚了一笔。

除此之外，王大珩还研制出V-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，获得当年英国的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。这个仪器，后来成为昌斯公司的基本测量仪器，被带回中国，在科学仪器展览会上展示。展会上，一位英国专家特意对观众说：“你们中国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，设计真的很独到”。

1948年，带着扎实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王大珩回到了祖国，开启了为国奉献的旅程。

1951年，为了光学事业，他四处筹资，第一笔资金，居然是1400万斤小米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，造出了第一炉光学玻璃，以及大型电子显微镜、多倍投影仪、电光测距仪等科研仪器，这些被王大珩带来的高新技术产品，被统称为“八大件、一个汤”。

王大珩还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的发射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，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。他的光学工程也应用在了火箭发射中，为我国的国防事业添砖加瓦。

桃李满天下

身为一名科学家，王大珩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。他的一生，一半在科学，一半在教育。

1948年，王大珩刚一回国，就参与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建设工作，创建应用物理系，担任系主任。他看中国的大学没有专门的光学专业，便于1952年在浙江大学首次开设光学仪器系。1958年，王大珩在长春创立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，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理工大学。

为了鼓励学子们奋进，王大珩出资设立了“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”，后来，这个奖项被光学学会更名为“王大珩光学奖”，直到今天，这个奖项依然是光学学生的荣誉勋章。王大珩喜欢与学生面对面，亲自进行指导。他教出的学生里，有几十名院士，没有一位是由王大珩自己提名的，都是靠学生们自身的实力。蒋筑英、马祖光、陈佳洱等著名的学者，都曾是王大珩的弟子。

王大珩以他踏实、直率、朴素的品格，深深影响着学生们。有一次，一名学生拿着文章找他修改。文章的观点，是王大珩早年上学时提出的一个设想，学生的研究，是根据这个想法做的一个实验。王大珩看到，学生非常恭敬地把老师的名字署在了前面，便把名字对调，自己排后。文章定稿时，学生再给他看，王大珩的名字又跑到前面了。他郑重地与学生谈了谈，觉得这样不妥——实验是学生自己做的，文章的第一作者自然应当是他自己。老师仅仅提供想法，又不是付出了劳动。他说：“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，就无条件地把名字写在前面。这样的署名是丢人格的”。

王大珩一生中最高的追求是科学，这种实事求是、不慕功名的品质，在他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所体现。长春仪器馆初建时，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筹资出力的王大珩会把实验室揽在自己名下，而王大珩并没有把这个风光无限的部门握在手里，直接把主任的职务交给了另一位科学家龚祖同。这意味着，虽然技术、经验是王大珩的，但“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”后面，第一个名字将永远是龚祖同。王大珩并不在乎这些，为了高效率、高产出，他把自己在国外十年学到的实验配方交给龚祖同，与他携手开创了中国科研的新时代。

晚年的王大珩，生活得平静而充实。他与其他五名院士一同提出设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，提升了中国工程工作的针对性，也让技术人员的工作更加简洁高效。1987年中国大恒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成立于，“大恒”公司以王大珩院士名字的谐音命名，致敬中国光学之父，且王大珩院士担任大恒公司的第一任名誉董事长。

2011年，王大珩于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他的同事、亲人、学生，在眼泪中送走了这位单纯热忱的大科学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