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前，海宁一家知名服装企业拿到了一笔近千万元的产品订单。但是企业负责人却高兴不起来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这笔订单的毛利率约33%，但净利率只有0.3%。“利润都被成本吃掉了，”他感慨地说。

　　这家企业的情况并非个例。浙江省经信委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，近年来，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员劳动报酬年均增速超过15%，税金年均增速超过7%，但企业销售利润率增速始终在5.5%左右徘徊。

　　近年来，浙江省为企业降本减负频频出招，特别是“四张清单一张网”改革，显著降低企业的项目审批成本。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我省制度供给不足的短板进一步凸显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企业负担仍有待继续降低。日前，省有关部门对11个设区市300家制造业企业的成本负担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在300家企业样本中，2015年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的企业比例仍高达62.5%，大部分企业认为该项成本的负担最重。为此，记者最近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回访，进一步了解个中详情。

　　制度性交易成本高，高在哪里？

　　制度性交易成本，看似不直接，却能看出一个地区的投资软环境。

　　目前，浙江省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已从1000多项减少到283项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已全面取消。但记者调查发现，制造业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，仍有不少审批、核准、备案、许可、认定、认证、检验、检测等环节，政府部门设权、中介机构评估、关联企业收费的管理模式让不少企业家感觉负担重。特别是投资项目工程建设、商事登记、产品(器具)检测检定等各类行政审批中，仍然存在不少收费项目。

　　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审批方面，据某企业不完全统计，需要缴纳10余种项目收费。该企业一个30亩的土地工程建设项目，仅项目建设保证金和文明施工保证金两项，就需缴纳370万元。

　　一家企业反映，为了筹备企业上市，要对企业名称进行变更(其他注册登记内容都不变)，在办理变更手续过程中，各种收费项目累计达200多万元。

　　在产品(器具)检测检定方面，某企业生产的燃气管道压力元件，出厂前要经过当地的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检测(检测费为销售额的8‰)，但产品出厂后进入外地市场，仍要到销售地接受检测，检测内容基本不变；杭州一家地板企业的一个新品上市前，按规定要在几个城市完成近30项不同类别的环保检测，每项检测收费都超过1万元，完成一套完整的检测报告至少要花费30万元。

　　投资审批全流程耗时之长，同样令众多企业家苦恼不已。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不考虑征地因素(一般耗时6个月)，从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证共耗时9个月，再加上审批环节之间存在的协调衔接，从项目立项到峻工投产，一般需要两三年，有的长达五六年。这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，更易错过商机。

　　由于大多数中介机构由相关审批部门发证许可，中介服务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难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部分中介机构仍然存在垄断经营现象，收费较高且不规范。不少依附于行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的行业协会、学会利用行政审批、检验检测、技术评审、考核发证等，变相强制要求行业内企业加入协会、学会并收取费用，每年会费少则几千元、多则几万元，让企业家极为反感。

　　“安评、水评、能评、环评等中介收费从几万元到20多万元不等，我们企业在支付给中介15万元安评手续费后，由于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资质和业务能力，没有对企业项目进行修改把关，导致企业项目无法通过审查验收，又得推倒重来。”某企业负责人如此抱怨。

　　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企业中，社保成本也是企业的一项不小负担。“一名员工每月用工成本8000元，扣除‘五险一金’费用，员工拿到手不足5000元，社保费用占比超过四成。我们企业2015年利润为4000余万元，不考虑公积金支出，仅职工‘五险’支出就高达689万元。”某家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　　很多制造业企业的税费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过高。

　　国家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，在落地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打折扣。

　　减轻企业负担，如何继续发力？

　　不少受访企业家直言，“减轻企业负担，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推进简政放权。”这些企业家期盼，很多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交易成本，包括审批、中介机构服务等，都需要进一步改革。

　　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没统计、无数据，但都大量存在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，不仅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条有效途径，还是提升企业信心、增强企业投资能力的客观需要。

　　“结合浙江而言，我省仍要继续推进企业投资审批制度改革，继续扩大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试点范围，严格落实零地技改不再审批政策，继续大力推广高效审批模式。”省有关方面在省政协的一次调研中建议，还应规范中介服务，一方面要培育中介组织体系，通过市场化竞争的办法提高中介服务质量、降低中介服务收费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，出台服务标准、服务流程，明确收费标准。

　　“要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必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。特别是通过结构性减税、简政放权等改革，优化政府管理，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，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；同时，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，”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如是说。